由侦探阁提供的《万里河山别样红》的“第六章：立党为民（三）”，希望你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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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试论今日之国民政府》一文中，赵振中更是毫不客气，列举孙文当初与日本签定的《中日盟约》、老蒋坐视济南惨案，以及南京政府成立后连年内战，直斥南京政府“一意孤行，罔顾民生，勇于内战，怯于对外”，称南京政府实为“内战政府”。 看小说就到~

    对于国民党所自我标榜的“三民主义”，本来在体系上就存在不少让人诟病的地方，老蒋成立南京政府后，又对其中一些内容避而不谈，使得世人大多只知道干巴巴的“民族、民权、民生”等字眼，对有关具体内容并不清楚。

    对老蒋的所作所为，赵振中抨击道：“蒋氏以孙文正统自居，以推行‘总理遗训’，‘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为己任，且不论孙文主张是否合理，是否切合今日中国之国情，但看蒋氏自成立南京政府以来的所做所为，诚可谓倒行逆施：济南惨案，军中同袍被日寇虐杀，而蒋氏不思报复，却对日屈膝献媚，未见有维护国家、民族权益之行动；南京政府成立4年来，置众多受灾民众于不顾，连年内战，未见有利于民生之举措；为争夺个人权力，蒋氏驱赶汪兆铭，囚禁胡汉民，对同僚尚且如此，民众权利更被其置于脑后……”

    对于赵振中的这些文章，谷海川、张明瑞、杨天明等人在见到后，都觉得心中一亮，曾经的一些困惑都有了明确的答案，今后方向和目的也更加明确。就连当时身在美国的周恬也曾来电说在美留学人员中的一些骨干成员在看了这些文章后都很振奋，认为以这些文章为基础，完全可以拟订成立政党的纲领性文件。

    在29年赵振中、周恬、周昊等人在美国创办《四海之声》后不久，周恬、周昊、李云山等人便在波士顿、纽约两地成立了名为“奋发学习促进会”的组织，在四海学校的留美学生中发展骨干成员；而赵振中回国后于30年春天在沂蒙又成立了“思想交流与学习共进社”，在护卫军和政府工作人员中发展组织。

    在美留学人员都是在一起生活、学习多年的兄弟姐妹，相互之间知根知底，因此，在其中发展骨干力量很是顺利。虽然奋进会只在出身于四海学校的留学人员中择优发展骨干力量，封闭性较强，但这也是出于降低人员甄别上的困难以及保密方面的考虑，倒也无可厚非。截止31年8月份，奋进会共有骨干成员723人，接近在美留学人员的。

    共进社虽然成立略晚于奋进会，但沂蒙根据地里护卫军和出自护卫军的政府工作人员的数量远比留学人员多，加上大家都是几年来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的生死兄弟，彼此情况也都很熟悉，因而发展的骨干成员数量也远比奋进会多。截止31年8月份，沂蒙根据地和西北根据地共进社骨干成员已达3176人。这其中，除了9万多作战部队每个连队中都有3名以上的共进社骨干外，县、乡两级政府中的主要工作人员也都成了共进社的骨干。

    正是考虑到奋进会、共进社发展情况良好，海外产业发展势头喜人，沂蒙根据地完全巩固，西北根据地发展迅速，国内形势又将因日军侵占东北而发生巨变，赵振中等人才决定于31年8月底、9月初召开代表大会，组建属于自己人的政党。

    在国内外总共3899名积极分子中，确定了21名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他们是：赵振中、周恬、周昊、谷海川、李云天、张明瑞、杨天明、姜一山、柳继峰、徐超远、杜义山、邹德贵、刘成山、张公远、唐明、李云山、刘成林、于文田、李云兰、姜凤学、阮明波。其中，柳继峰、徐超远在赴会途中因故返回西北根据地坐镇，沂蒙根据地杜义山又要留守，因此出席这次大会的一共有18名代表。

    经过3天的轮番座谈后，建党大会于1931年8月30日上午8点正式开始。

    “今天，我们代表着海内外3899名有志于为改变国家、民族命运而奋斗终生的热血青年在这里举行建党大会。”赵振中在开场白中说道，“会议日程已经发给大家，按照顺序，我们在随后的几天里要确定党的名称；确定党的纲领以及各项制度；进行组织分工；明确今后一定时期内的各项任务。”

    “会议当中，只要是与会议内容有关的，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哪怕说错了也有没关系。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改正就是了，这样才能不断进步。”

    在确定党的名称时，一共出现了共和党、民主党、社会党、民众党等四种提议。经过一番讨论，最终确定采用民众党作为党的名称。对此，赵振中是这样解释的：“我们不用共和党、民主党、社会党的称谓，原因就是我们不想造成别人的误解。”

    众所周知，最著名的共和党、民主党当属美国的那两党，赵振中等人中有不少在美留学人员，若是采用这样的名称，难免会给人造成赵振中等人成立的党是由美国人扶持的误会。另外，民国元年，黎元洪曾组织过一个政党，用的就是共和党这个名称；同在民国元年，梁启超组织过一个民主党。在1913年，当时国内的共和党、民主党还有一个统一党，一起合并成了进步党。后来，因为袁世凯称帝，进步党又因分裂而消亡。尽管中国的共和党、民主党存在的时间都不长，但采用这样的名称，确实容易让人误解。

    而社会党这个名称，除了和第三国际遥控下的欧美等国工人组织有牵扯外，国内的**在建党前也曾用过这个称呼。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中，就以“社会党”自称。而且，自30年下半年开始，**又以肃清社会党的名义，在其内部开展肃反运动，这时候采用社会党这个名称，会遭到国、共双方的反对。

    对于采用民众党这个名称，赵振中是这样说明的：“我们这个队伍，从成立以来就同长期遭受各种压迫的广大底层民众站在一起，为改变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运而奋斗；现在，我们把‘民众’两字作为我们党的名称，除了表明我们的一贯立场外，还时刻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我们来自于民众，不要忘记民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不要忘记我们的宗旨是‘一切为了民众’！”

    对于赵振中的这番说明，在座的其他人都一致接受。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民众党”后，接下来的就是确立党的纲领以及制定党的各项制度。

    这个时代的政党制度远不如后世健全，加上国内现在又处于战乱时期，因而民众党的章程并没有那些繁琐内容，显得简练、务实。

    明确党的的历史任务是“领导和团结各进步阶层，清除任何外来势力对中国的奴役，清除反动当局，清除封建腐朽势力，消除内乱，统一中国为真正独立、富强、民主的共和国。”

    规定“党的全体代表大会和由它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明确“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对于党员的发展，规定“年满十六岁的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进步阶层的先进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民众党。”同时还规定，“为保证党员正确理解党的政策，并贯彻和落实，正式党员不得是文盲。”

    对于党的中央机构，规定“执行委员会为中央委员会的常设机构，在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负责党的一应事务；执行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

    “为适应当前形势需要，可在中央委员会内成立经济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等机构；在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各委员会服从执行委员会领导；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委员会及其产生的执行委员会，可在必要时设立地方分委会。”

    同时，又明确了上下级委员会之间的职责以及其他一系列具体规定。

    制度确定后，针对眼下情况，赵振中建议道：“眼下我们21名代表分散在海外、山东、西北三个地方，力量不集中，而党成立后，考察有关积极分子并陆续转为正式党员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我的意见是先选出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等明年海外人员陆续归国后再行选定。”

    赵振中的这个提议，大家都不反对。既然设立执行委员会后相关人员还要分散在几处，那除了头衔好听点外，和中央委员会的效果没多大差别。

    “我们一共有21名代表，在座的有18人，我看可以按照海外、山东、西北这三个地方，先选出12名中央委员来。其中，海外占5个名额，山东占3个名额，西北占4个名额，云天他们就划在西北吧。”赵振中又说道，“等明年留学人员学成归国后，我们再根据情况进行调整。”

    “海外现在只有不到2400留学人员，骨干力量才723人，占5个名额有点多了。”周恬有异议。

    “海外虽然人少，可那边的事情实在太重要了，是我们国内能否快速发展的关键，加强一下那边是应该的。”赵振中解释道，“再说，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海外留学人员中就陆续有人回国，人员肯定会发生变化。与其到时再调整，还不如现在就提前考虑到。”

    想想自己和周昊明年要带一批学业有成的留学人员回国，周恬也就不再坚持。

    最终，经过18名与会代表的选举，民众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产生了。其中，海外5人是：周恬、周昊、唐明、李云山、于文田；山东3人是：谷海川、姜一山、张公远；西北4人是：赵振中、李云天、张明瑞、杨天明。其他柳继峰、徐超远、杜义山、刘成山、邹德贵、刘成林、李云兰、姜凤学、阮明波等9人则成为候补委员。而赵振中则众望所归的成为民众党主席兼军委主席。

    中央委员会产生后，9月1日上午，一向乐天的周昊看着东方海面上正在升起的太阳，感慨道：“今天这个日子，必将为历史所铭刻。作为有别于国、共两党的新生势力，民众党的诞生必将给国内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从今后，历史真的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