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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七八徐州大突围和战后华东2

    一战区以代电形式将蒋介石的手令内容及战区措施下发各军。(读看 看.duKankan.请记住我们的网址)其措施为：“(1)查当面之敌，经我连日猛攻，势已穷促，日内必可彻底解决。兹为兼筹并顾、应付西进之敌计，着由伯灵兄于艳日(29日)在东路军内抽出87、88、155及61四个师，由李军长汉魂指挥，星夜转移于杞县、太康，作总预备队，并连络黄杰、孙桐萱、刘汝明、李仙洲各部，相机击攘西犯之敌。(2)攻曲兴集、三义集之各军师，着由薛总司令伯灵统一指挥，整理战线，并留置有力之一部，固守兰封附近国防工事，准备对东作战。”日军第10师团及混成第3旅团，5月28日正向亳州、涡阳进攻中。第16师团及混成第13旅团于26日攻占虞城，同时向商丘外围阵地进攻。当夜，黄杰第8军退至商丘郊区一带。27日，程潜电令黄杰：务须死守商丘，在兰封地区之敌被击歼前，不得放弃。但黄杰根本不执行战区司令长官的命令，竟于28日擅自率第40、第24师退向柳河、开封，将第187师留防朱集车站和商丘。29日拂晓，第187师师长彭林生也率该师退走。商丘为日军占领。商丘的失守，严重地威胁了进攻日军第14师团的薛岳军的侧背，第一战区被迫再一次调整部署。5月29日晚下达命令，主要内容为：“(1)西犯商丘之敌，其一部已窜至小扒车站、观音堂各附近，我刘汝明部刻在亳州附近与敌对战中。(2)我军决于本月(29日)夜调整战线，抽调5师以上兵力占领淮阳、太康、龙曲集、杞县、杨固集各要点，以待友军之到来，相机歼灭西犯之敌；对三义寨、曲兴集地区之敌(日军14师团)改取守势，待敌窜动，举全力以扑灭之。(3)第102师、第187师即在睢县附近占领阵地，一部在宁陵，竭力迟滞敌之前进。尔后归李汉魂指挥。(4)第71军本日夜以87师一部开淮阳，主力开太康；88师开龙曲集附近占领要点、构筑工事，对亳州、柘城方面敌情须严密搜索及警戒。(5)第61师开杨固集附近占领阵地，对东北严密搜索警戒；58师开杞县附近占领阵地，并派一部于邢口、柿园集附近，对睢县、柳河集方面严密搜索及警戒；第155师集结于孙寨附近。以上3师统归李军长汉魂指挥。(6)俞军长济时指挥第20师、第51师、新编35师与桂永清之第27军(46师、106师)、胡宗南之17军团(第1师、36师、78师)，继续包围三义寨、曲兴集地区之敌。”日军“华北方面军”因第1军的第14师团被围于兰封地区，陷于苦战，5月28日下令，命第2军尽力以更多的兵力不失时机地逐次向开封东南地区进攻。第2军当日命“第16师团(配属混成第3旅团)确保归德及其要点，主要从杞县方面击败当面之敌；第10师团在继续执行现在任务的同时，准备以有力一部紧急派往杞县方面。混成第13旅团占领涡阳后，即转隶于16师团”。接着，于30日又将第10师团的濑谷支队配属给第16师团，以加强其进攻能力。至5月31日，日军第10师团已攻占了涡阳、亳州，第16师团进至杞县东。此时，日军第1军司令官更换为梅津美治郎中将。

    第一战区根据形势的发展，认为不仅由徐州西进的日军已加强了力量，而且黄河北岸的日军(混成第4旅团)正经封丘、贯台组织强渡，企图增援被困于兰封地区的第14师团；数日来，豫东方面的各军激烈作战，伤亡较大，已开始处于不利地位，于是决定令豫东、鲁西的作战军即向西转移。5月31日下达了《战区兵力转移部署方案》。主要内容为：第一，方针军以避免与西犯之敌决战，并保持尔后机动力之目的，即以主力向平汉线以西地区转移。第二，指导要领(一)开封及其以西之黄河南岸，仍以守备部队严密警戒，绝对阻止敌之渡河。(二)军以潼关、洛阳及南阳各点为根据地，基此向西转移。(三)但对于平汉路之郑(州)、许(昌)、郾(城)、驻(马店)各据点，同时以有力之一部确掌握之，以迟滞、消耗敌之兵力。(四)平汉线以东，则依第一线战斗部队之行动与游击部队之扰袭，极力迟滞敌之西犯，以掩护主力军转移之安全。(五)军主力之转移完毕，尔后即凭有利地形，对预期沿平汉线南犯之敌，形成准备阵地，相机联合友军侧击敌人。第三，兵团部署(六)河防部队1.开(封)郑(州)守备区〔32军(欠139师)〕、37军(34师、36师、新编35师)归商震指挥，担任祖粮寨迄黄河铁桥(不含)间之河防。开封附近应准备一部，协力孙桐萱军之一师固守据点，担任祖粮寨河防部队，尔后随野战军之逐次西移，亦同时西撤。2.汜(水)巩(县)守备区(53军，新编8师)归万福麟指挥，担任黄河铁桥(含)迄井沟(含)间之河防，新8师应控置于汜水附近地区。3.洛(阳)渑(池)守备区〔70军(欠195师)、45师〕归彭进之指挥，担任井沟(不含)迄张茅镇(含)间之河防。(七)据点守备部队开封、郑州、许昌、郾城、驻马店、周家口、淮阳、商水各驻守部队，任主力军转移之掩护，以攻守兼施、刚柔并用为原则，基此迟滞、消耗敌之兵力。(八)平汉线以东野战部队罗奇师、刘汝明军、冯治安军、黄杰军之一部、沈克师、张占魁骑兵旅、马彪骑兵师之一旅，以上各部队应以有力一部与各当面之敌保持接触，依机会行动，以极力迟滞敌之西犯为主。(九)游击部队1.石友三军仍服行原任务，依情况转移于鲁西。2.孙桐萱军一部由曹福林率领，以鲁西、豫东为根据地，与平汉线以东之野战部队切实连络，以扰袭行动使敌之西进困难。依情况尔后或转移于豫西地区。3.河以北各游击部队仍服行原任务，尔后相机向西行动，使道清西段之敌企图渡河困难。(十)转移部队1.宋希濂军向密县转移。2.胡宗南军团(附36师、109师)向汜水、巩县转移。3.李汉魂军向禹县、郏县转移。4.桂永清军向洛阳转移。5.黄杰军向襄城、叶县转移。6.俞济时军向泌阳转移。以上各部队依脱离敌人及情况缓急程度，对开始西进之先后，应行精确之规定，以期秩序整齐。第四，后方机关日，薛岳又下达了转移命令，要求“各军所派出之战场掩护部队，须沉着应战，努力抵抗，迟滞敌军，确实掩护我主力转移之安全”，孙桐萱、商震两总司令所部“应俟我主力军转移完毕，于6月3日夜开始转移”。日本大本营于5月29日决定追击行动停止在兰封、归德等地，并下达命令：“未经批准，不许越过兰封、归德、永城、蒙城、正阳关、六安一线进行作战。”但“华北方面军”根本不听大本营的命令，于6月2日将第14师团也配属给第2军，并下达了向兰封以西追击的命令：“(1)敌主力有开始向京汉线以西后退模样。(请记住我们的 .DukAnkan.侦探阁 )(2)方面军决定首先向中牟、尉氏一线追击敌人。(3)第2军司令官应一并指挥第14师团及其配属部队，向上项指定一线追击。另外，令一部迅速挺进，切断京汉线。”6月3日，日军第16师团攻占杞县、通许、陈留，新编第35师师长王劲哉放弃兰封。4日，日军第14师团占领兰封后继续向开封进攻。5日夜，日军从西北角攻城。6日凌晨1时许，宋肯堂率防守开封的第141师(欠第4旅，附税警旅)退走，开封失守。此时日军第16师团已占领尉氏、扶沟，第10师团已占领柘城。薛岳致电商震：“宋师擅自撤出开封，即令固守中牟县城至中牟车站之线……非奉命令再敢擅自撤退者，决依法严办。”但事实上由于有些高级军官畏死或无能，豫东作战中擅自撤退及私自逃走者大有人在。如属主力军的第29军团第187师，“团长张鼎光于2日守杞县猪皮冈时，擅自撤退；该师参谋长张淑民屡次煽动退却，复敢弃职潜逃；旅长谢锡珍首先退出猪皮冈，未经报告师长，即便借口收容，擅自乘车南下；叶赓常旅长，当睢县之战时，突告失踪，事后闻已易服赴汉(口)”日军第14师团及第16师团的西进严重地威胁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郑州及平汉路的安全。当时第一战区虽然拥有近30个师的数十万军队，而且大多为中央嫡系的所谓主力部队，却抵抗不了日军2个多师团的西进。蒋介石决定决黄河堤，制造水障，以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的这一主张并非临时产生。早在1937年7月间，他的德国首席顾问法肯豪森就曾建议他“将黄河决堤”以阻止日军。〔75〕1938年4月13日，正当台儿庄战场上中队追击部队攻击败退峄县附近的日军时，陈果夫曾致函蒋介石，准备在河南武陟县的沁河口附近决黄河北堤。但他是为了“恐敌以决堤制我”而建议采取的反措施。他说：“沁河附近之黄河北岸，地势低下，故在下游岸任何地点决堤，只须将沁河附近北堤决开，全部黄水即可北趋漳卫，则我大厄可解，而敌反居危地。”蒋介石批示：“电程长官核办。”〔76〕徐州失守后，姚琮等主张在河南铜瓦箱决堤，恢复清咸丰5年(1855年)以前故道，使黄河水经徐州、淮阴以北入海。陈诚及其部属则建议在黄河南堤黑岗口等处决口。当日军于6月1日占领睢县，迫近兰封、杞县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即决定决堤，并通过侍从室主任林蔚向蒋介石请示，得到蒋的口头同意。但程潜等深知此举的后果严重，又以正式电文请示，经蒋以电文批准后才开始实施。〔77〕第一战区召集黄河水利委员会及有关河防的军政人员开会，研究决堤位置，最后选择中牟县赵口。遂令第20集团军商震负责，限6月4日夜12时掘堤放水，同时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迁往洛阳。商震令万福麟第53军1个团施工。至6月5日上午，因地形关系仍未完工。蒋介石在电话中令商震“严厉督促实行”。商震带参谋处处长魏汝霖去监工，加派刘和鼎第39军1个团协助，并令工兵用炸药炸开堤内斜石基。下午8时放水，因缺口倾颓，水道阻塞，又未成功。6月6日又重挖缺口，仍告失败。统帅部及第一战区对此“异常焦灼，日必三四次询问决口情形”。商震又令刚爆破黄河大铁桥的新8师增派1个团。该师师长蒋在珍观察后建议改在花园口决堤。蒋介石及程潜予以批准。6月7日侦察，8日以第2团、第3团及师直属工兵连执行掘堤任务，9日9时完工放水。〔78〕当时正值大雨，决口愈冲愈大，水势漫延而下，12日又与赵口被冲开的水流汇合，沿贾鲁河南流，使贾鲁河、涡河流域的乡村、城镇成一片汪洋。水流淹没了中牟、尉氏、扶沟、西华、商水一带，形成一条广阔的水障。急流的黄河水注入淮河时，淹没了淮河堤岸，7月13日冲断了蚌埠淮河大铁桥，蚌埠至宿县一带，亦成泽国。日军第14师团6月7日攻占中牟，派骑兵联队于10日炸毁郑州以南的京汉铁路；第16师团第30旅团旅团长筱原次郎所率的挺进队(步兵3个大队)于6月12日炸毁了新郑以南的京汉铁路。由于水障的形成，日军各部队均停止了追击。第14师团的一部被洪水围于中牟县城。日第2军组织了1个工兵联队、6个工兵中队的救援队，用大批舟艇援救其被困部队。位于泛滥区中心的日军第16师团一部来不及撤走的车辆、火炮、战车等重武器均沉于水底，并冲走、淹死一批士兵。日军航空兵以飞机投食物、医药及救生设备共61吨半。位于泛滥区以东的日军也迅速后撤。被洪水隔于新郑以南的第16师团第30旅团的5个大队就地组织防御，也是靠空投解决军需物资，最后由日军第2军派出的船艇队将其撤回。6月15日，大本营令关东军的混成第3旅团及混成第13旅团乘车返回东北。17日第2军进行如下部署：(1)第14师团在开封、兰封集结。(2)第16师团在杞县、睢县、宁陵间集结。(3)第10师团主力在夏邑、会亭集、永城附近集结。只要水害涉及不到，即应以一部兵力尽可能长期保持柘城、鹿邑、亳州、涡阳地区。黄河决口，使日军“华北方面军”违背大本营指示越过限制的追击被挡住了，使日军进行武汉会战的进军路线也改变了，退至郑州一带的中队也免去被追击之苦了。可是应该由中队保护的几十万中国老百姓却因此而丧生，上千万人倾家荡产。国民政府十分清楚此举在政治、经济以及道德上的影响，所以在掘口放水的同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就对外宣传：“敌占据开封后，继续西犯，连日在中牟附近血战。因我军誓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终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将黄河大堤掘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军。”蒋介石于6月11日又致电程潜，指令…：第一，须向民众宣传是敌机炸毁了黄河堤。第二，须详察泛滥情况，利用为第一线的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第三，第一线各部须同民众合作筑堤，导水向东南流入淮河，以确保平汉线交通。对千千万万无家可归、无饭可食的人民，则未提及如何处置。整个徐州会战(包括豫东作战)至此结束。中队总计伤亡10余万人。日军总计伤亡约3.2万人，仅日军第2军1个军在6月29日于徐州开追悼会时，有姓名的战死人员即达7451人。

    日陆军、海军航空兵的作战概况徐州会战开始前，日本大本营“大陆指”第59号命令中之“陆、海军航空协定”规定：“(1)在华北方面的航空作战，主要由陆军担任之。(2)在华南方面的航空作战，主要由海军担任之。(3)在华中方面，消灭敌空军，由陆、海军协同担任之；陆海军各自作战直接需要航空作战时，分别由陆、海军各自航空部队担任之。目前预定使用兵力(根据情况发展可以变更)为：陆军航空兵侦察2个中队(18架)、战斗3个中队(36架)、轰炸2个中队(15架)，海军航空兵舰上战斗机3个中队(36架)、舰上攻击机1个中队(12架)、中型陆基攻击机2个中队(2台儿庄攻击失败、准备发动徐州会战时，陆军航空兵又增加侦察8个中队、战斗3个中队、轰炸7个中队，海军航空兵增加第14航察队、高雄航空队、第2航空战队及苍龙飞行队等。总计有作战飞机250余架。南京失守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中国空军尚未完成补充与重建，各战场的制空权基本上掌握在日军手中，日航空兵除直接支援其地面部队作战外，还经常对中国后方重要战略基地进行战略轰炸。但1938年2月18日在武汉上空遭中国空军痛击，被击落11架；25日，日军59架飞机轰炸南昌，又被击落8架。此后日军暂时减少了战略攻击(3—4月，仅在3月11日以30架飞机轰炸了西安)，主要进行直接支援地面的战术攻击作战，如2月8日第3飞行团以20架飞机轰炸小蚌埠中国守军，支援其第13师团强渡淮河；3月17日第1飞行团以20余架飞机轰炸滕县中国守军，支援其第10师团攻击滕县城等。至临沂及台儿庄战斗时，日军航空兵则极活跃，基本上每日都出动飞机支援第一线部队战斗。据日军统计，从4月初至5月末的2个月中，仅“华中派遣军”方面的航空兵，为支援其地面部队进行徐州会战，共出动飞机1800余架次，投掷炸弹900余吨。当日军飞机增加后，又开始了对武汉等地的战略轰炸，同时也增加了所谓航空击灭战的任务，即轰炸中国空军的基地和进行空战，以期消灭中国空军。但由于中国空军及苏联航空志愿队的英勇战斗，在整个徐州会战时期，日军不仅并未达到击灭中国空军的目的，反而被击落数十架飞机，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日军的空中支援能力。(二)中国空军的作战概况淞沪会战中中国空军损失巨大。至南京保卫战后期，中国空军可用于作战的飞机不足30架。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西迁(先至衡阳，又至贵阳、成都，最后在重庆)，并于1938年3月间进行了改组，设参事室、顾问室、主任办公室及军令、技术、总务、防空4个厅。飞行人员一部分调往武汉、南昌等地，一部分赴兰州地区接受苏联教官的短期训练。国民政府用苏联贷款购买的苏联飞机，从1937年11月底开始陆续运至中国，中国空军得到了新的补充。截至徐州会战开始前，中国空军作战飞机的总数已有217架(其中波利卡尔波夫-15双翼战斗机97架，-16下单翼战斗机62架，图波列夫SB-2轻轰炸机47架，B-3重轰炸机及其他型号的飞机11架)。它们分别驻在南昌、武汉、西安、兰州、武威、酒泉、襄阳等地机场。另外，2月7日中苏签订了《军事航空协定》，苏联支援中国抗战，来华参加作战的苏联航空志愿队也到了中国，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徐州会战期间，中国空军的主要任务是进行以武汉为中心的空中防御，同时也对日军实施战略和战术攻击。在空中防御作战方面：徐州会战期间，中国空军在武汉、归德、洛阳、长沙等地上空曾多次重创日军飞机。其中最重要的是武汉上空的三次作战。第一次，1938年2月18日，正当淮河阻击战和鲁南两下店反击战进行激烈之际，日军轰炸机12架在26架战斗机掩护下(一说15架攻击机在11架战斗机掩护下)空袭当时抗战指挥中枢的武汉，驻汉口和孝感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李桂丹率战斗机29架迎击，在汉口机场附近上空激战约12分钟，击落日机11架(一说14架，另一说12架)，中国飞机也被击落5架，大队长李桂丹、中队长吕基淳及飞机员巴清正、王怡、****翔5人殉国。第二次，4月29日，正当徐州外围战斗在郯城以南激烈争夺之际，日轰炸机24架在18架战斗机掩护下再袭武汉。中国空军第4大队和苏联航空志愿队共起飞67架迎击，经30分钟空战，击落日机21架，日军飞行员战死50余人，跳伞被俘2人。中国飞行员陈怀民以负伤的座机撞击日机，壮烈牺牲，中国空军损失12架飞机。第三次，5月31日，正当豫东中队开始向豫西作战略转移之时，日军轰炸机18架、战斗机36架再一次袭击武汉。中国空军与苏联航空志愿队并肩作战，共起飞48架，经30分钟激战，击落日机14架(一说15架)，中国空军仅损失2架飞机，阵亡中、苏飞行员各1名。

    在战略攻击方面：中国空军曾对台北及日本本土进行过两次突袭，造成很大影响。1938年2月21日(一说23日)凌晨，中国空军驻汉口的苏联志愿队28架轰炸机飞越台湾海峡，7时许到达台北松山机场和新竹大电力厂上空进行俯冲轰炸。这一行动完全出乎日军意料之外，日方毫无防备。直至9时前后，日军飞机才飞到台北上空，但志愿队已完成轰炸任务，并在台北市低空环飞一周后飞回中国。这次突袭，炸毁日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鹿屋航空队飞机12架及仓库数座，并使新竹大电力厂遭到严重破坏。1938年5月20日，在中队安全撤出徐州包围圈，日军大肆宣扬徐州会战歼灭中队主力时，中国空军直属第14中队徐焕升及余彦博带领队员，驾驶2架马丁B-10重型轰炸机自宁波栎社机场起飞，到达日本九州上空，沿途经过熊本、久留米，福冈、佐世保、长崎等城市，散发了几十万张传单，于11时安然返回汉口基地。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受到其他国家飞机的袭击。〔80〕1937年8月15日，日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木更津航空队以20架96式陆基攻击机从济州岛起飞，袭击中国南京时，曾自诩为“第一次渡洋爆击”、世界最初的“战略航空作战”等，〔81〕万万没有料到中国空军轰炸机竟能跨过大海，远征到日本本土。全世界报纸都以大字标题报道了这一消息，许多国家的新闻媒介称之为中国空军的“人道远征”，说明此举在政治上、心理上起到重大作用。在战术攻击方面：中国空军虽然因飞机数量太少，较少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但亦进行过许多积极行动。在徐州会战期间，曾多次轰炸南京、芜湖、广德、杭州、新乡、蚌埠等处日军机场。如1938年2月初，正当日军“华中方面军”第3飞行团以杭州为基地，支援其第13师团猛攻淮河北岸中国守军时，中国空军袭击了杭州机场，击毁敌机数架。在台儿庄地区战斗期间，还曾多次直接支援地面战斗，并于3月24日以轰炸机14架轰炸了韩庄、临城日军，4月4日以轰炸机和战斗机27架轰炸了台儿庄东北、西北敌人阵地，4月9日以9架飞机轰炸从峄县后退的日军，10日以飞机18架轰炸退至枣庄的日军等。在豫东地区战斗期间，还曾轰炸过三义寨、马牧集的日军，并阻滞了日军第1军对其第14师团的增援等。

    会战的影响“七七”事变以来，日军长驱直入，虽在半年时间内侵占了平、津、华北及沪、宁等62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但在忻口、淞沪等许多战役中都遭到中队的坚强抗击，特别是在平型关战斗中曾被八路军打死1000余人，并未像日本陆相杉山元大将对日本天皇所夸“中国事变只需1个月就可解决”，〔82〕或像其参谋本部制订的《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方案》所规定的“约三四个月时间”进行全面战争，摧毁中国中央政权，〔83〕一举解决中国问题。但日军从未实施过战役范围的退却行动，更未承认过战斗失败，一直以“战无不胜”的“皇军”自居。台儿庄的战斗使日军第10师团、第5师团这两支号称精锐的部队在中队的包围攻击下仓皇退逃，连大批重型武器、军需物资和士兵尸体都不得不遗弃战场。对此，日本陆军仅说是“破坏了日军的传统”，日本第2军参谋冈本清福大佐只承认日军“一到台儿庄即陷入广大敌人包围之中……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所以我支队撤退”，〔84〕都掩饰战败的事实。但经历台儿庄战斗的日本士兵则有亲身感受。如日军第10师团第33旅团第63联队第2大队的涩谷，仅就他个人所见到的该大队局部战况在日记中写道：“我方死伤益见惨重，全不分昼夜严加防守，各中队人数仅剩六七十人……大队部无法支持……牺牲数百人生命占领的场所又被敌方夺去，我队含着泪随大队部后撤，退却时向战死者暂时告别。”〔85〕作为第三方的美国人，则毫不客气地说台儿庄战斗“是日本建立现代化军队以来遭受的第一场引人注目的大惨败”。〔86〕当然，中队在台儿庄的胜利，仅仅是一次局部性的胜利，战役本身对中日战争的全局并不可能起决定性作用，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以实际战例证明日军并非不可战胜，从而鼓舞了国民政府及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增强了全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并消除了一些人的对日恐怖心理，而这正是中国进行持久抗战所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之一。另外，台儿庄的胜利不仅使日军开始重新估量中国的抗战力量，同时也改变了国际上对中日战争的看法。当时英、美、法、苏等许多国家的报纸都以大字标题刊登了中国台儿庄作战胜利的消息，并纷纷发表评论。据1938年4月9日伦敦路透社电讯说：“英军事当局，对于中国津浦线之战局极为注意。最初中获胜之消息传来，各方面尚不十分相信，但现已证明日军溃败之讯确为事实……英人心理，渐渐转变，都认为最后胜利当属于中国。”德国也报道说：“徐州方面中国抵抗力之强，殊出人意外”，“最慎重之观察者亦不能不承认日本必遭失败。”〔８７〕这些社会舆论对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争取外国政府的支援，有一定的积极导向作用。日本大本营因兵力不足及准备不够充分，在占领南京、太原后本来决定暂时停止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制订了所谓“战局不扩大”方针，并下达了计划，以争取时间建立总体战体制及扩大军事力量。但由于台儿庄的失败和侵华日军当局为挽回面子强烈要求扩大战局，并由于发现中队大量集结徐州等情况，被动地改变了既定战略方针，在兵力不足及准备并不充分的条件下决定提前进行徐州会战。当时日军尚未完成扩军计划，根本无法从国内增派军队，只好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侵华日军中调集部队。在华日军共约15个师团的兵力，调至徐州作战约10个师团，结果造成投入徐州会战的兵力既不足以完成围歼徐州附近五六十万中队的战略、战役任务，而留置后方的兵力更有捉襟见肘之忧，连守备同蒲、平汉、京沪、胶济、正太、津浦几条铁路干线上的要点都不够用。如第1军抽调了平汉路高邑、安阳地区的第16师团和新乡、焦作地区的第14师团去徐州作战，致使冀南、晋南守备空虚，不仅被迫放弃了长治地区，而且导致已经占领晋南黄河北岸的第20师团遭到中国第二战区部队昼夜攻击。这些中国部队大多是在日军进攻下已退至黄河以南、徐州会战开始后又乘虚渡河返回晋南的。日军第20师团被迫又放弃了蒲州(今永济西)、芮城、平陆等地，保持运城、河津、闻喜，并将主力退缩至曲沃、侯马、新绛地区固守。又由于第二战区部队破坏了铁路和以炮击控制了机场，日军第20师团的补给完全中断。当时日军无任何兵力可供调动增援，不得不以空投进行补给，但飞机不足，无法满足1个师团的需要，因此徐州会战时期日军第20师团不得不以抢掠民间粮食及以野菜、树叶、青草充饥。事实上不仅第20师团陷于困境，而且华北被日军占领的所有地区都呈现不稳。日军因兵力缺少，只能被动地进行防御，完全没有实施大规模出击的能力，更谈不上占领新区。

    上述形势对中队，特别是对第18集团军(第八路军)深入敌后、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根据地极为有利。曾说过：日军“将华北兵力集中于徐州，华北占领地就出了大空隙，给予游击战争以放手发展的机会。”〔88〕敌后战场的开辟及游击战的发展，反过来又牵制大量日军，对正面战场起到了相互支援和相互配合的作用。“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89〕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在回答记者关于台儿庄战胜的原因时也说：“山西境内我方有20万之游击队，遂使5师团之众只能据守同蒲路线，不敢远离铁道一步……故台儿庄之战胜在战略上观察，乃各战场我军努力之总和，不可视为一战区之胜利。”〔90〕这虽然是指台儿庄胜利，但对中国整个战争来说，从战略意义上观察，也是如此。正是由于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正规战与游击战两种作战紧密配合、相互支援，才更有利于中国的持久抗战。徐州会战前期、后期两种不同的结局，使国民政府及统帅部多数决策官员和将领进一步认识到日军并非不可战胜，虽然短期内尚不可能，但中国的抗战最终必将胜利，从而进一步坚定了持久抗战的信心和决心。此外，决心还来自希特勒对中国施加的新压力：正当徐州会战紧张进行之际，4月间德国宣布对中国禁运军火，5月间又下令召回驻华军事代表团，而英、美等国仍无实际上的援助，国民政府及统帅部感到依赖国际外力战胜日本的希望暂时难以实现，认识到要靠自己进一步定下持久抗战的决心，因此开始真正实行“向国内退军”。〔91〕1938年6月9日，蒋介石发表声明，宣称当前战局的重点不在于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防御成功与否，今后的战争将在山岳地带进行等，并于同日下令在武汉的政府各机关、中央党部、各大学及由沪迁来的工厂等向重庆、昆明转移，最后完成以西南为大后方的战略部署，彻底贯彻执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表示“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而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使我军达到持久抗战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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